張道真：提升英語水平正是時候
說起張道真教授，學外語的人都不陌生，他桃李滿天下，著作等身。雖年屆八旬，但他對未來的憧憬與嚮往卻不遜色於唱着流行歌曲《我的未來不是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中美友誼大學，要創辦北京外語培訓學院，要着力改進中國的英語教材，立志苦幹十年，提高中國人的英語水平。把曹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詩句贈他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暑期，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編著的《強化英語聽說教程》，今年他還要在北京出版一條龍教材《實驗室英語》。新學年開學了，全國英語等級考試開考之際，筆者採訪了張道真教授。
1.參加英語考級不如參加英語比賽
筆者:近兩年，小學生參加英語考級的熱潮有增無減，您作爲英語教育專家，很想聽聽您對這種現象的看法。
張道真:大概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吧，我很理解父母們的苦心。但我認爲小學生英語考級沒有太多的意義，因爲考級裏面有假相，並不能代表學生的實際英語水平。多年來，大學裏有四級英語考試，但有多少拿到4級證書的學生有4級英語水平呢？
筆者:家長讓孩子們考級，一方面是想提高孩子們的英語水平，但更多的考慮是讓孩子拿到考級證書後去上一個好的中學。
張道真:以考級作爲上好學校的籌碼是一個誤導。我希望家長和老師都不要把學生往考級方面引導。
若真想提高小學生的英語水平，引導小學生多參加英語活動不失爲一條有效的途徑，尤其是英語比賽活動，比如班級比賽、校級比賽、區級比賽、市級比賽等等。參加英語考級不如多參加英語比賽，學校和教育機關應多組織形式多樣的英語比賽活動。
筆者:此種現象已存在了，應該如何管理呢？
張道真:我是不先贊成小學生考級，但現實如此，死堵是無濟於事的，要正確地疏導或引導。我想考級的證書肯定是教育部門頒發的，這說明教育部門已經默認了此現象，要麼就公開明朗化，比如編著適合孩子的考級教材等等，要麼就採取別的方法，比如規定好學校招生不得以英語考級證書作爲條件等等。
筆者:不過，小學生的英語教育確實很重要。
張道真:是基礎，很重要。多年前，我曾給李嵐清副總理寫信建議在小學二三年級開設英語，在人成長過程中的5~20歲之間是學語言的最好時段。
筆者:您以前一直在大學任教，幾乎很少關注中小學的英語教學。
張道真:是的。我1950年回國，次年開始編教材，但想的只是爲大學生編教材，爲大學生教課。當我意識到中小學英語教學的重要性時，已年過花甲。我今年要出版一套一條龍教材《實驗室英語》，這套教材共20冊，小學8冊，初中6冊，高中6冊。我這次要下十年苦功，爲中小學英語教學事業開個好頭。
2.外語教材要理順聽說讀寫的關係，聽說領先，讀寫跟上
筆者:張教授，您的《實用英語語法》、《現代英語用法詞典》、《電視英語》、《自學英語》、《英語聽說》等多種英語類書廣爲人知。最近您又出版了《強化英語聽說教程》，請問這部教材有何特點？與您以前出的教材有何不同？
張道真:這套教材的突出特點是強化英語聽說能力。一是強調口語化，二是內容豐富多彩，富有知識性、趣味性，三是面向現實，實用性強。相比而言，這套《強化英語聽說教程》在聽說方面較之其他教材更突出一些。
筆者: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張道真: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給人們提供了更爲廣闊的交流空間，語言的主要作用是交流，若沒有交流能力，就達不到國際交流的目的。新中國成立後，學英語的人不下幾千萬，而學了能用的只有百分之幾，說明大部分人沒有學到能夠使用的水平，十年苦功付諸東流。另一方面，任何語言的使用，聽說的頻率遠高於讀寫的頻率，聽說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孩的成長，早期幾乎是在聲音中度過的，在聲音的反覆刺激之後纔開始發音學說話的。我把編寫教材的側重點放在聽說方面，也是符合學語言的規律的。筆者:請您談談我國以前的外語教材。
張道真:可以。我回國就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當時該校屬外交部，培養的人才多數到外交部戰線工作。我在編教材時就注意口語化。不過受時代的侷限，當時教材中語法、閱讀和寫作的分量還是多一些。考試也是以讀寫爲主。我認爲外語教材要理順聽說讀寫的關係，聽說領先，讀寫跟上。現在國家開始了口試，這非常好，也是我多年的願望，同時也說明我編寫的教材符合國家的要求和發展的趨勢，順應了時代的需要。筆者:您認爲教材對學生的影響很重要？
張道真:一個人的成長受環境和文化的影響很多。我覺得教材要大衆化普通化，但一定要有水準，有分量。一部好教材會影響幾代人。但好的教學方式更重要。應該說教材是根據教法編寫的，有好教法又有好教材，就會給成長者的心靈播上幸福的種子。
筆者:請您談談年輕時受外語教育的情況。
張道真:我在重慶南開中學受的基礎教育，當時的老師都是南開大學畢業的，英文好，很優秀，我在那裏打下了很好的英語基礎。在南開中學我還參加了一位美國老太太舉辦的《聖經》班，那位老人給我一部她從美國帶來的英文詞典，這部詞典在當時中國很難買到。我學《聖經》不僅提高了英文水平，還受到《聖經》博愛思想的影響。
後來我考上了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外語教材和老師都是一流的。《大學英語》是範存忠教授編著的，他是外語系主任，留學哈佛，他的語感非常好，說得很親切很好聽，現在很難找到他那樣高水平的英語老師。還有很多老師都對我的成長有着很大的影響。
3.10多年的探索，成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教法
筆者:您在外語教學方法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多年前李嵐清副總理在一次講話中表揚了您對外語教育的貢獻。請您談談您在教學方法上的探索情況。
張道真:我從1972年開始教學方法試驗的研究。教師們都知道，每個班都有幾個學生，有些中等學生，也有些差的學生。作爲老師，要把好的學生教好，也要把差的學生教好，提升集體的整體水平，這是我們做教師的責任。
70年代我教10個班200多學生，怎樣把這200多學生教好，我是動了腦子的。我先把每個班的好學生挑出來組成一個快班，然後把10個班合併成5個普通班。普通班每週上2小時的課，快班每週上4小時的課。無論快班抑或普通班，我都讓每個學生錄音留下來給我聽，我每天就如同批改作業一樣聽每個學生的錄音，每個學生聽幾分鐘，然後記下來給每一個指導意見。這樣反覆堅持下去，就有了很好的效果。不過這還是試驗的初級階段。
筆者:那後來是如何深入下去的？
張道真:傳統的外語教學是“一支粉筆一張嘴”，老師只管在臺上講在黑板上寫，老師講了寫了就完成任務了，學生收穫多少就另當別論，結果出來的都是啞巴英語。我在大量的反覆聽學生錄音的同時，給學生大量的“練”的機會。功夫是苦練出來的，僅憑“一支粉筆一張嘴”的教學方法，恐怕很難練出真功夫。
我在讓學生“練”的過程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強調背誦，背誦可以強化記憶，認真刻苦的背誦可以讓大量的東西留在大腦裏，時間長了就變成自己的了。我要求學生把課文、練習和問答都背得滾瓜爛熟，達到輕鬆複述的程度。二是強調量。教材再好其內容也是有限的，我經常加些教材以外的內容。比如我每天請一位外籍老師作報告，先讓學生以聽爲主，然後把錄音錄像留下來，讓學生課後反覆模仿複述。我常常鼓勵學生們見機會就說，大膽地說，反覆地說，強迫他們說，有成就就肯定，有困難就幫助。
我的好學生都是在我的教學方法中練出來的。我經十多年的探索，成就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這套方法後來藉助語言實驗室就更加完備了。
筆者:請介紹一下語言實驗室的教學特色。
張道真:語言實驗室是高科技的產物。是“文革”之後從日本進口的。我多年來一直在語言實驗室裏上課。我的學生每週的英語課至少一半在語言實驗室上，我深深體會到這種教學法的優越性。前面說的一條龍教材《實驗室英語》也是爲推廣實驗室教學法而編寫的。具體說來，在語言實驗室裏相鄰學生間有隔板，可同時講話互不干擾。每人面前有一臺錄音機，可以把自己講的話錄下來。老師課後可以審聽，打分。在語言實驗室裏，學生成了演員，在老師指揮下進行各種活動，一節課主要是練習:練複述，練回答，練對話，練翻譯，練看圖說話。天天苦練，必有成就。語言實驗室給每個學生同等的機會。
筆者:您的教材有了，教學方法也有了，您如何向社會推廣，實現您提升國人英語水平的願望？
張道真:我想從兩個方面着手，一是在學校裏推廣，讓普通學校用上我的教材和方法，我爲他們培養英語教師。這要花大力氣。我準備學孔夫子周遊列國宣傳我的教材和教法，幫助老師學會使用“語言實驗室”。二是創辦張道真英語培訓學院。在這方面我已經有成功的經驗。我2000年在深圳創辦了張道真培訓學院，2003年又在山東創辦了張道真培訓學院，今年將在北京創辦，還準備在上海、武漢等地創辦張道真英語培訓學院。
我沒有錢投資辦培訓學院也不從培訓學院賺一分錢，我所辦的培訓學院都是一些熱愛教育事業的朋友投的資。我只願貢獻我的教材、教法和經驗。我今年80歲，想再奮鬥10年，實現我提升國人英語水平的願望。在“科教興國”的大業中，外語起着無法估量的作用，希望在辛勤園丁們的培植下，涌現出成千上萬的外語人才和數以百萬計真正掌握外語的科技人員，到那日中華民族騰飛的日子就不遠了。
4.他翻譯了世界名著《包法利夫人》
筆者:我知道您的大名是讀《包法利夫人》。您在這本名著之外，還翻譯了哪些作品？
張道真:我在上世紀60年代初翻譯了《包法利夫人》，後來出版社認爲我翻譯得很不錯，又讓我翻譯了《瘸腿魔鬼》，政府又讓我翻譯了《鄉下佬》和《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三冊)。
筆者:《包法利夫人》是法國作品，您是從法文還是從英文翻譯的？
張道真:《包法利夫人》、《瘸腿魔鬼》以及《鄉下佬》(波蘭)都是從法文翻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三冊)是從英文翻譯的。我在大學裏學了兩年法語，有點基礎。後來到華盛頓大學留學時一位美術教師建議我一定到法國去感受法國的文化藝術並贈我500美金路費。在這位老師的鼓勵支持下，我後來到巴黎大學讀了8個月的比較文學，這樣才把法語學成了。我很喜歡《包法利夫人》，回國時就把這本名著的法文版帶回來了。
筆者:現在很多年輕人也想學兩種甚至更多的外語，您覺得有必要嗎？
張道真:我覺得學好中文和英語就可以了，夠用了。但多學知識總歸是好事，也是值得鼓勵的，不過我覺得要想學第二種外語，一定把第一外語學好之後再去學，不然會混亂，兩種語言都學不好。
筆者:您有這麼好的語言天賦，有沒有想當作家的願望？
張道真:我認爲天分重要，但勤奮更重要。我對語言的把握來自我勤奮的閱讀。我10歲以前家裏每天給我4個銅板吃早茶，我每天都要拿出一個銅板去租書看，那時我就讀文學名著。10歲時父親去世了，我生活困頓，就到圖書館借書讀。初中畢業，因爲沒有錢，就考取花紗布公司當職員，但老師認爲我這麼做太可惜了，就資助我讀高中。大學時期我就是靠稿費生活的，我業餘時間到《婦女月刊》當了編輯記者。那時我常到上海去向曹禺、巴金、錢鍾書、楊絳他們約稿，那時我很有當作家的願望。在大學期間我編寫了《德國抒情選》、《泰戈爾短篇小說選》、《中國現代詩歌選》。前一本出版了，後兩本都丟失了。
筆者:那非常可惜！
張道真:真讓我心痛可惜的是《世界文學巨匠》一書。那本書有30多萬字，融進了我的文采和思想。那是我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寫的。我在華盛頓大學畢業時正準備在那位美術老師的建議下去法國，可此時，我的範存忠老師來信讓我去哈佛看他的同學。我到哈佛見到範的同學，他的這位同學就留我在哈佛唸書，我沒有錢，他就建議我讀旁聽生，於是我選擇了比較文學專業。我每天旁聽完課之後就一頭鑽進最好的圖書館裏閱讀。我在哈佛圖書館裏閱讀了當時已有的世界文學大師的作品，每位大師讀10本，我讀得非常激動，在激動中，我想把那些大師們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從人物和作品的介紹和評論着手寫就了30多萬字的《世界文學巨匠》一書。
我把這部書稿帶回中國，“文革”期間要向黨交心，我便把這部書稿交給了那些沒有文化的領導們。可領導們並不知道這部書稿對中國有什麼意義，更不理解我著書的艱辛，就更不懂得珍惜和保護了。後來我去向他們尋問時，他們說沒有了，當成大毒草燒掉了。我欲哭無淚，無奈中，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家裏，一路上沉思，覺得中國的落後總是可以尋到些緣由的。
5.要創辦中美友誼大學，做中美友誼的使者
筆者:您退休後定居美國，在美國的生活是很安康幸福的，是什麼情結又使您回到祖國？
張道真:我在重慶南開中學時，學校請陳立夫給學生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一個人生命的價值跟這個人對人類的貢獻成正比。這句話影響了我一生。我1986年退休，應深圳大學的邀請，我做了4年該校校長顧問。當時想，一息尚存就應爲祖國做更多的事情。除了想創辦外語培訓學校，爲外語的普及和提升做些貢獻，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我想爲中美關係的建設做些有益的事情，爲中美架設一座友誼的橋樑。於是1991年赴美講學定居。我在美國講學期間，對西方的語言教育方法有很深的體驗，結識了很多高層的朋友，也與世界多個國家教育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2000年回國開始創辦張道真外語培訓學院，做外語普及和提升的工作，接下來要創辦中美友誼大學。
筆者:創辦一所大學需要很多條件，比如政府的支持、資金來源等等，請問現在準備情況如何？
張道真:我已經向中國教育部請示了，教育部給我回信支持鼓勵我創辦中美友誼大學。我工作過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也對我表示支持。我最近準備給布什總統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至於資金可以設董事會，融資投股，這不是難事。任何事情在發生創造中是最有意義的。想法和思想是最關鍵最重要的。
筆者:您很令人尊敬令人敬佩。您準備把這所大學辦成什麼樣的大學？換句話說您的定位在哪裏？
張道真:一切圍繞中美友誼做文章，爲了中美友誼的建設，爲了中美友誼的發展。首先從語言交流開始，第一批學生從美國招生，學習漢語，一次開設英文、歷史、文學、軟件、生物、管理、中美關係等等專業。中國的文化有很大的優勢，美國的科技、管理世界一流，把中美雙方的優勢結合起來，互補互學，取長補短，讓中美友誼源遠流長。另外，我要把中美友誼大學辦成一所開放式的大學。比如我們的課堂向北京市各大學校開放，其他學校的學生可以免費到中美友誼大學來聽課。
筆者:您的設想很好，祝您早日成功！
張道真:我在辦中美友誼大學的同時可以辦中美友誼賓館接待美國客人，辦好中美友誼大學之後，可以創辦中俄友誼大學、中非友誼大學、中法友誼大學、中德友誼大學……
880G英語資料高速下載 兩個月精通口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