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視角下的托馬斯.哈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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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吳笛 《哈代新論》 高萬隆 《婚戀·女權·小說：哈代與勞倫斯的小說主題研究》
托馬斯·哈代研究在中國外國文學界絕非是一個新鮮的話題，早在哈代生前的20世紀20年代，有關哈代作品的譯介和研究就已進入國人視野。1937年李田意出版了國內第一部哈代研究專著《哈代評傳》。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哈代研究更是蓬勃發展，成果斐然。時至今日，國內已有十多部哈代研究著作問世，論文更是數不勝數。在新的批評環境下，爲了取得對像哈代這樣的經典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突破，學者們各闢蹊徑，或汲取新的文學批評理論知識，尋找新的視角，拓展哈代研究的視野；或鎖定一個主題深入挖掘，進行專題研究，大大提高了哈代研究的專業化程度。去年出版的兩部有關哈代的研究著作，分別在上述兩個方面貢獻了自己的價值。這兩部著作，一部是吳笛教授的《哈代新論》，另一部是高萬隆教授的《婚戀·女權·小說：哈代與勞倫斯的小說主題研究》。兩位學者均是國內資深的哈代研究專家，他們的新作代表了當前國內哈代研究的最新水平。
作爲國內資深的哈代作品的翻譯者和研究者，吳笛教授對哈代的興趣可謂濃郁而執着，除了翻譯出版了《苔絲》(1991年)、《夢幻時刻——哈代抒情詩選》(與飛白合譯，1992年)外，還出版了兩部哈代研究專著《哈代研究》(1994年)和《哈代新論》(2009年)。作者將他的新作命名爲《哈代新論》，清楚地表明瞭該書與早期學術專著《哈代研究》的承繼和區別。在《哈代研究》中，作者主要運用傳統的文學批評手段，對哈代作品的主題思想和藝術特色進行評析。時隔15年後出版的《哈代新論》則結合了生態批評、性別批評、法律批評等一些現代批評技巧，並運用比較文學理論中的跨文化研究、影響研究等方法，對哈代的思想和創作進行了更新更深的探索。吳笛的這兩部專著都是對身兼詩人、小說家雙重身份的哈代的綜合研究，但《哈代新論》無疑是對《哈代研究》的補充和深化，大大拓展了原有的哈代研究視域。在筆者看來，“新論”之“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作者對哈代筆下具有人性特徵的獨特自然——“埃格敦荒原”作了非常有意義的生態學的探索。作者敏銳地選取了在哈代詩歌及小說創作中佔據突出地位的“埃格敦荒原”爲考察對象，從生態批評的視角對其做了全新的解讀。作者認爲，哈代筆下的荒原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人物活動的場景，更具有其自身的獨立意蘊。它既具有未被人類文明所踐踏的獨特的原始性，又具有一些鮮明的人性特徵。在小說《還鄉》中，荒原本身就是一個主導小說情節發展的極爲重要的“人物形象”，它還具有特別的神性，操縱着書中主人公的命運，成爲體現哈代悲觀主義思想的“內在意志力”的象徵。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對荒原的迴歸和逃避不僅構成了小說情節結構的基礎，還形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隱喻”。作者還將哈代作品中的“埃格敦荒原”與傳統現實主義作品中人物活動於其中的典型環境作了有意義的對比，指出哈代的“埃格敦荒原”所強調的不是人物生存活動意義上的環境，而是人與自然的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這就使哈代筆下的環境描寫具有了生態學的意義。
第二，作者從法律的視角對《苔絲》中影響主人公命運的幾個重要環節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將法律與文學比較研究的新氣象引入了國內哈代研究領域。從事法律與文學比較研究的美國學者波斯納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法律作爲文學的主題無所不在。西方文化從一開始就滲透着法律的技術和意象。文學作品的作者一直注意着法律”(轉引自吳笛75)。哈代正是一位對法律問題以及相關的司法制度頗爲關注的作家，他的著名小說《苔絲》就有不少情節直接涉及法律，包括刑法、婚姻法以及財產法的相關部分，正是這些與法律密切相關的情節一步步地將苔絲引致絕路。《哈代新論》抓住直接造成苔絲悲劇命運的三個重要情節展開了法律層面的探析，這三處情節分別是苔絲的受辱、亞雷克的被殺及最後苔絲被判處死刑。苔絲受辱的情節在小說中描繪得相當朦朧含糊，以至於苔絲究竟是被誘姦還是強暴這一問題成爲評論界衆說紛紜的一個懸案。作者對小說這三處情節所涉及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相關法律條文作了考證式追溯，並結合文本細讀，對苔絲所遭受的性侵害的性質，做出了清晰的法律定性：苔絲所遭受的不是誘姦，而是明明白白的強暴，苔絲是完全無辜的受害者。後來苔絲懷着強烈的復仇之心殺死了亞雷克，符合情理卻難逃法網。根據作者的考證，雖然亞雷克強姦苔絲，苔絲殺死亞雷克在當時都是觸犯英國法律的行爲，但法律卻只懲罰了純潔善良的弱女子苔絲，這充分說明當時的法律維護的是富人的利益。在作者看來，小說中體現的情感與法理的衝突，正是作爲文學家的哈代對當時法律制度的深刻揭露與批判。本書從法律視角對《苔絲》的重新解讀無疑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作品人物的理解，深刻體悟到哈代何以稱失貞的苔絲爲“一個純潔的女人”，何以在小說扉頁留下這樣的痛徹心扉的題詞：“可憐的受傷的名字!我的胸膛／將是一張供你養息的眠牀。(莎士比亞)”作者針對《苔絲》所作的文學與法律的跨學科研究無疑是成功的，它爲從法律視角解讀哈代的其他小說提供了很好的範例。
第三，作者從跨媒體批評的視角解讀哈代小說，分析了其小說的視覺形象及其影視改編中的“誤譯”問題。哈代有不少小說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作者認爲這與哈代在小說創作中對視覺形象的關注密切相關。這主要體現在哈代特別重視場景描繪，善於從建築學和繪畫藝術中汲取營養，從而使他的小說，無論是文字表達還是場景描繪，都充滿了形象性和可視性。此外，哈代對細節描寫以及其它寫作技巧的注重，都爲影視改編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由哈代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中，波蘭斯基導演的影片《苔絲》是最爲成功的一部。作者在肯定該片成就的同時將它與哈代原著進行了細緻的比較，首次從跨媒體的視角探討了哈代作品在影視改編過程中的“誤譯”等重要問題。影視作品應如何掌握對於原著的忠誠度?影片應更多體現的是導演的風格還是原著作者的精神?對於這些問題，學術界的觀點並不統一。吳笛堅持忠實原著思想的重要性，他認爲：“將處於紙張上的語言符號轉換成銀幕上的視覺符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轉換，而是從一種藝術形式到另一種藝術形式的‘翻譯’。既然是‘媒介學’意義上的翻譯，那麼，忠實原著，尤其是忠實原著的思想內涵，是‘譯本’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目標”(吳笛199)。導演作爲一名媒介學意義上的“翻譯者”，應忠實原著風格，儘可能減少一點“譯者”風格。吳笛把對原著的忠實視爲評價改編的影視作品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他指出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苔絲》雖然以忠實於原著獲得人們交 口稱讚，但還是出現了一些與原著精神不和諧甚至牴牾之處。這絕不是一種創新，而是屬於將處於紙張上的語言符號轉換成銀幕上視覺符號這一藝術形式“翻譯”過程中的誤譯。吳笛從影片對苔絲受害性質的“誤譯”，對亞雷克形象的“誤讀”，對“老馬之死”等影響主人公命運走向的關鍵性情節的“誤刪”，以及影片的整體風格等方面入手，探究了波蘭斯基所執導的電影《苔絲》與原著精神的背離與得失。
近年來，西方學者在預測未來哈代研究的方向時，已經意識到了影視改編作品對哈代形象重建的巨大影響，意識到有必要去協調文字的與視覺的哈代作品之間的複雜關係，呼籲“一種跟上逐漸加速發展的傳媒的需要的理論實踐”(Bowman and Willis 331)。本書作者以跨媒體研究的視野探究影視改編後的作品與原著的關係，並將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視爲翻譯藝術的一個方面來進行考察，無疑是做了一次非常有新意的探索與嘗試。
第四，本書將哈代研究納入世界文學視野，獨闢“哈代與世界文學”專章，探討了哈代與世界文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作者認爲哈代一方面從世界文學寶庫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創作，另一方面也以自己鮮明的思想和創作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文學創作。作者分別從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視角，對哈代與徐志摩、哈代與托爾斯泰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
綜觀《哈代新論》全書，筆者深感作者在運用生態批評、法律批評等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時，具有自覺的比較文學學科意識，即跨學科、跨文化意識。他將新的批評技巧放置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加以運用，真正做到了深入淺出，讀起來沒有絲毫艱澀之感。本書將新的批評技巧運用到經典作家作品研究中的新嘗試，對後人很有啓發意義，也爲後繼研究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論及去年出版的哈代研究著作，除了吳笛教授的《哈代新論》外，高萬隆教授的《婚戀·女權·小說：哈代與勞倫斯小說的主題研究》不可不提。從書名看，高書與吳書的不同顯而易見。吳書是對哈代的綜論，涉及作家作品的方方面面；高書則以性愛婚姻爲切入點，從社會學、心理學和歷史的角度，對托馬斯·哈代和D.H.勞倫斯兩位作家的小說進行婚姻主題比較研究。從哈代研究的角度來看，高書的視角同樣富有新意。根據有關學者所作的統計，1980-2004間發表的441篇哈代研究論文中，以婚戀觀作爲論文主題的只有6篇，僅佔全部論文的1.4％。筆者又檢索了最近5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的哈代研究論文，以婚戀觀作爲論文主題的僅有1篇。可見，愛情婚姻作爲哈代小說的最基本的主題，在國內學術界受到的關注顯然不夠，研究成果更是不足，而且上述
這些論文沒有一篇是從兩位作家比較研究的角度切入的。高書將哈代與和他在思想上具有明顯承繼關係的勞倫斯同時納入比較研究的視野，從對二者小說的研究中折射出從1870年到1930年間英國社會婚戀／女權等意識形態的變化，使本書同時具有了文學研究和社會思想研究的價值。作者認爲，正是哈代和勞倫斯之間存在的重要的相似性和文學的關聯性，使二者建立起比較的可能。高書詳細考察了兩位作家的生活道路，以作家本人對婚姻的理解與看法爲重要參照，審視哈代和勞倫斯小說中所呈現的性愛和婚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哈代和勞倫斯是第一批意識到婚姻關係有問題並須認真加以看待的英國小說家。正因如此以及他們自己同父母和妻子的經歷，哈代和勞倫斯聚焦於婚姻主題的探索。前者欲廢除作爲社會概念的婚姻，而後者則欲通過不斷構建自己的理論，試圖發現解決男女相異的有效辦法，來重塑婚姻”(高萬隆297)。面對婚姻，“哈代的觀點和態度變得越來越具悲觀性，而勞倫斯則變得越來越樂觀”(高萬隆298)。
高書的基本寫作思路是將社會、作家、作品三者結合起來考察。作者一方面從傳記角度深入剖析作家個人成長道路對其婚姻觀形成的影響，另一方面把作品研究放置在了英國社會思想文化的大背景大視野中，這主要體現在作者把婚姻問題與英國社會女性意識的變化和女權主義思潮聯繫起來考察，並結合具體作品進行分析論證，其中不乏創新突破之處。
例如，通過追溯哈代的童年軼事，作者相信哈代與勞倫斯一樣都是受俄狄浦斯情結困擾的兒子。哈代對女性的感情受到母親強有力的影響和制約，並由此造成了自身人格——靈與肉的分裂。高書把哈代的《還鄉》和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作爲主要案例分析俄狄浦斯情結與愛情婚姻的關係，認爲這兩部作品“不只是將婚姻作爲嚴肅問題來看待的愛情故事，而且也是探索母與子關係的自傳性體現”(高萬隆73)。《還鄉》中的克林·姚伯和《兒子與情人》中的保羅·莫瑞爾都是因爲戀母而無法建立一種的獨立的生活。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是闡釋弗洛伊德理論的最佳文學範例，這早已是學界共識。高書的創見在於它提出是哈代的《還鄉》首先探索了這一問題，從而爲勞倫斯寫作《兒子與情人》提供了啓示。從俄狄浦斯情結來分析哈代本人的婚戀思想及其在《還鄉》中的體現，對國內原有的哈代研究無疑是個很大的突破。此外，作者對《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等作品的分析也相當精彩。例如對於吳書從法律角度定性的苔絲受辱這一情節，高書則從女性性本能的角度去思索，分析得合情合理。作者認爲，鑑於維多利亞時期公衆的保守思想，“爲了含蓄地強調女人的性本能，哈代不得不將苔絲遭誘姦的情節有意寫得曖昧不明”(高萬隆219)。在作者看來，哈代對女性性本能的暗示並無損於苔絲的純潔，相反，哈代正是通過苔絲的種種自發性行爲，將其與本能和直覺相聯繫，從而爲苔絲的純潔無辜作了成功的辯護。類似這樣的精彩評論在本書許多章節均可看到。
高書不僅對探索和研究英國文學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和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對於我們瞭解英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爲作者選取的婚姻切入點雖小卻能準確而廣泛地反映處於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的變化。本書抓住哈代和勞倫斯在英國小說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個是19世紀後期的具有現代意識的傳統作家，一個是20世紀初葉的現代作家，既關注兩位作家思想的承繼與區別，也強調後者對前者的補充和發展。作者對哈代和勞倫斯小說的婚姻主題所作的深入研究，不僅使我們具體地瞭解了英國小說在思想意識方面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也使我們看到了從哈代開始創作的1870年到勞倫斯結束創作的1930年間英國社會在婚姻及其他生活方面的現代轉型。
婚戀問題是關乎人類切身幸福的重要問題，哈代和勞倫斯在小說中思考的性愛婚姻問題至今還困惑着當今世界不同社會中的各類人羣，婚戀問題依然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本書雖然沒有明言對中國當下的關照，但閱讀此書，一股濃濃的現實關懷使人極易聯想到今日正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的婚戀狀況，這也使本書具有了現實的借鑑和參照意義。
把在思想上具有淵源關係的兩位作家聯繫起來，就他們小說的婚姻主題進行如此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這在國內尚屬首次，這使《婚戀·女權·小說：哈代與勞倫斯小說的主題研究》這部專著既具開拓性，又有總結性，成爲研究哈代和勞倫斯性愛婚姻思想無法繞過的一部專著，充分顯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對這兩位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如果說吳笛的《哈代新論》的突出貢獻是運用了一些新的研究視角，並進行了具有示範意義的作品解讀，大大拓展了哈代研究的視野；那麼，高萬隆的《婚戀·女權·小說》則鎖定一個視角，條分縷析，仔細挖掘，使文學研究穿越了文本，穿越了作家，具有了社會思想文化探索的高度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