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醫生》中的“俄羅斯男孩”主題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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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瓦戈醫生》 “俄羅斯男孩”主題 歷史反思
人在歷史中的命運一直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關注的問題。在他看來，歷史的發展自有其內在規律，人不能創造歷史、阻斷歷史、推動歷史，卻可能被歷史裹挾，成為“時代俘虜中永恆的人質”(阿格諾索夫465)。歷史過程扼殺個體，看不到個體，歷史不為個體存在。如此一來，個體命運在歷史過程中永遠處在悲劇的衝突之中。然而，在歷史之中人的命運不僅僅只有被動，人可以通過在歷史中的選擇確定其生存意義。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就不能將長篇小説《日瓦戈醫生》單純地理解為日瓦戈醫生個人命運的寫照，而是將它視為生活在20世紀初“俄羅斯恐怖時代”一代“俄羅斯男孩”∞的命運的寫照。它不但再現了那段脱離既定軌道的歷史，同時也再現了個體在歷史中的茫然、抗爭和毀滅。在《日瓦戈醫生》中，我們不僅可以通過“男孩子們在射擊”領會那段歷史的“瘋狂”和非理性，還可以通過“蠟燭的宿命”和“人子的道路”、“我要復活”等主題體悟“俄羅斯男孩”在歷史中的宿命和選擇。儘管作為個體生命、種族的生存，“俄羅斯男孩”在那段“不是從頭開始而是半路殺出，不是在預先選定的日子，而是在奔騰不息的生活的車輪偶然碰到的日子裏”(帕斯捷爾納克189)“夭折”了，但是，作為個性、作為精神存在物，他們將通過受難的靈魂為我們提供無盡的歷史反思。
一、“男孩子們在射擊”
隨着《日瓦戈醫生》情節的展開，一羣鮮活而性格各異的“俄羅斯男孩”——諸如尤拉·日瓦戈、米沙·戈爾東、尼卡-杜多羅夫、帕沙·安吉波夫等人便紛紛登上那一特定的歷史舞台，有關“俄羅斯男孩”在成長階段所特有那種對世界充滿期待的率真激情、在現實中的挫敗感以及知識分子“最高綱領主義”的決絕等主題便在作品中逐漸鋪展開來。讀者慢慢品味到，《日瓦戈醫生》中的“俄羅斯男孩”的成長不是在自然之中，而是在“人為”的歷史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三次革命和國內戰爭和新經濟政策時期，從向不義的舊世界的“開槍射擊”伊始。
對於20世紀的俄羅斯人來説，歷史進程的全部意義就在於來自西方歷史的進步觀念和目的論。歷史進步觀要求歷史進程的目的性，要揭示歷史進程對於這一終極目的的依存意義。這一觀念由於在未來指向上似乎更符合俄羅斯傳統的東正教“末世論”形而上學的終極目的，因而被20世紀的“無神論”的俄羅斯社會意識形態所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俄羅斯有意識地向代表人類文明標的的西方靠近，另一方面在於這種進步觀無意識地隱藏着“對於全世界歷史的結尾的某種宗教上的指望，即對全世界歷史的悲劇定將終結的希望”(別爾嘉耶夫，《歷史的意義》152)。歷史進步觀認為，在人類歷史命運的時間流程中，世代更迭、人類終將上升到某種超越自我的顛峯狀態。為實現這一終極目的，以往世代只是其中必要的環節、手段和工具。20世紀以來的俄羅斯社會意識形態基本上以歷史進步觀為理論前提，它假定某種善的狀態會在歷史進程的範圍中達到，允諾無階級壓迫、無貧富之差的“人間天國”的到來。它使人們相信，為了這個終極目的可以改變“當下”的歷史進程並在其中不擇手段。也就是説，只要目的是善的就不在乎手段是否正當。那些在《日瓦戈醫生》中所展示的一幕幕情節緊張的歷史劇，正是以這種歷史進步觀的名義所進行的改變歷史進程的“嘗試”。然而，由於生活本身的機制和內在規律，這些“嘗試”都打上了“遊戲人生”的標記，虛假而矯糅做作。結果是俄羅斯“離開自己的岸，並沒靠上別人的岸”(308)。歷史離開既定軌道，人羣被以階級劃分。本該成為民族歷史文化承傳者的“俄羅斯男孩”們卻被強行推進這歷史劇中的特定一幕，表演着自己力不勝任的蹩腳角色。他們在那些偶然的歷史角色中熱烈而狂喜的“遊戲”着，並開始自我膨脹，感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生活、重新創造歷史。然而，他們並不清楚“誰也不能創造歷史……歷史猶如植物王國的生活。……而我們永遠不能窺視植物的生長……我們見到它的時候永遠是靜止不動的。而在這種靜止不動中，我們卻遇到永遠生長、永遠變化而又察覺不到的社會生活，人類的歷史”(436)。在人為的歷史進程中，“俄羅斯男孩”誤將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抽象的“最高綱領主義”當成生活的模板，義無返顧地向“不義”的世界展開宣戰。因為他們是率真而正直的“好孩子”，為了“遏止金錢的卑鄙無恥，提高並捍衞窮人的尊嚴”，“所以才開槍”。他們自以為開槍射擊就能擊碎整個舊世界，不想舊世界沒有被擊碎，卻帶來整個世界的“開槍射擊”——紅軍和白軍比着賽地相互射擊，整個世界陷入瘋狂和仇恨。於是“俄羅斯男孩”們便在這瘋狂和仇恨中或迷失、或“夭折”，成為為實現改造世界的烏托邦構想而獻身的羔羊。他們在這些殘酷的“遊戲”裏喪失了自己、被折損、被毀滅。作品中戈爾東由於猶太民族身份所遭致的輕蔑排擠、杜多羅夫被“洗腦”後的“路標轉換”、加利烏林由一個無產階級的“掃院子人的兒子”而搖身一變為“白軍將軍”、帕姆菲爾·帕雷赫出於“階級本能”所引發的“瘋狂”、日瓦戈的“猝死”和斯特列里尼科夫的“自殺”、那些被游擊隊的子彈挨個掃倒的“一年級大學生和八年級的高中生”……一切都揭示出發生在俄羅斯“恐怖時代”的“革命癲狂”。
二、“蠟燭的宿命”
《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14-16節有這樣的一句話：“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點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應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那些優秀的“俄羅斯男孩”本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卻因“燃燒”而歸於黑暗。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作品中每當日瓦戈和安吉波夫出現時，總有“蠟燭”的意象伴隨，其中的寓意，我們可以通過二人的成長經歷和個人命運來揭示。 當年安吉波夫在卡梅爾格爾斯基街上透射着“燭光”的租住房間與日瓦戈生命最後的居留地的巧合，已經暗示了兩個人同時作為“世上的光”照在人前，但卻因“消耗”和“過分”燃燒而歸於黑暗。“蠟燭”的宿命即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宿命。然而，雖然同為“蠟燭”，但是他們的“燃燒”方式卻有着“質”的區別。在這裏，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試圖通過兩位“俄羅斯男孩”不同的道路選擇，揭示人在歷史中的個性建構和毀滅的問題。作者首先通過兩位主人公姓氏的語義學意義上的不同來暗示他們彼此本質上的“對峙”。安吉波夫本身即有“對峙者”的意味。在對兩位主人公的姓氏的語義學分析上，美國斯拉夫學者Bethea Davidd的觀點切中肯綮：“斯特列里尼科夫在小説裏無庸置疑地是日瓦戈的對峙者。如果説後者治病救人，那麼前者則折損他們”。也就是説，從姓氏的語義上看，斯特列里尼科夫意味着射擊、擊斃；而日瓦戈則意味着復活並使其重新進入生命。長篇小説之所以叫“日瓦戈醫生”而不是尤里·日瓦戈，原因就在於它所強調的正是人在歷史中的拯救使命和存在意義。從性情上説，日瓦戈和安吉波夫都是對生活充滿詩意憧憬的人，只不過尤里·日瓦戈是在被給定的生活中尋找詩意，而斯特列里尼科夫則試圖改造生活，希望它因此而獲得詩意。斯特列里尼科夫(即安吉波夫)，從幼年時代起，“就嚮往着崇高、光輝的事業。他把生活看成是一個宏偉的競技場，大家儘可以在那裏進行奪取勝利的較量”，當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的時候，他就“長久地將屈辱埋藏在內心深處，後來就開始喜歡讓自己的想法有朝一日能在生活與敗壞了生活的種種惡勢力之間充當仲裁，目的在於捍衞生活併為它進行報復”(246)。然而，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性情裏，有一種過分真誠乃至固執的東西，它要求非此即比彼而缺乏人性的靈動。為了所向往的“事業”以及要對自己的“屈辱”實施報復，他幾乎放棄了對親人的愛和義務。他決意要待到“把所有在戰爭中獲得的桂冠”包攬懷中的那一天，要以一個滿載榮譽的“征服者”的身份回到親人身邊(298)。然而，他最終沒有回來。那個他所向往並投身其中“事業”使他由一個愛開玩笑的、善於交際的“俄羅斯男孩”變成一個傲慢而冷酷的孤膽英雄、鐵面無私的“槍決專家”。“彷彿某種抽象的東西注入他的面孔，使它失去了光澤。一張活生生的臉變成思想的體現，原則的化身”(388)。他獻身於某種看似崇高的力量，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力量也能致人於死地，甚至不放過為之獻身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他被曾經獻身的那種力量所追趕和脅迫，像一頭精疲力盡的困獸，在孤獨中舔舐傷口。斯特列里尼科夫最終悟出：那些富於自我犧牲的“俄羅斯男孩”曾為了正義的“事業”拋頭顱、灑熱血……他們把生活當成戰役，為所愛的人移山倒海。然而，他們不但沒有給親人帶來任何幸福反而招致更多的苦難。“一個世紀以來特維爾大街和亞瑪大街，骯髒和聖潔的光芒，淫亂和工人區，傳單和街壘，依然存在”(442)。而他們——“俄羅斯男孩”卻成了歷史的滑稽玩偶。那個為了遠大抱負而更名改姓的斯特列里尼科夫，不但沒有在“開槍射擊”中改造世界、尋找到生活的詩意，反而在絕望中“射殺”了自己。
在斯特列里尼科夫的個性裏，糾結着那個時代所特有的病態徵候：意欲做革命隊伍的“領路人”，並在“為社會平等而鬥爭”的口號下掩飾那種渴望自我吹噓、自我確認的瘋狂。即便能夠參透事物的本質與假象，也還是一意孤行地以“原則”上應有的決絕姿態與“歷史慪氣”。是“自我中心主義”使斯特列里尼科夫陷入奴役之中併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別爾嘉耶夫認為：“自我中心主義意味着人受雙重奴役：受自我的奴役，囿於僵死、狹小的自我性；受世界——個行使外在強制手段的客體——的奴役。……自我中心主義者通常不以人格主義態度來確立自己與世界、與他人的關係，而極易接受價值的客體定向的觀點。這樣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守不住人性，不喜歡具體的生氣昂然的人，獨有鍾情者——抽象的概念，是這一類東西養活了他們的自我中心主義”(《論人的奴役與自由》22)。因而，我們摸索到了他的傲慢、冷酷的內在源頭，是那些有關公平和正義的“觀念”和“原則”置換了他的主體人格，他習慣於以那些“觀念”和“原則”替代主體意識。自我主義者躬行自閉，他不可能走出自身，就彷彿“蠟燭”之光不向外投射，傳播光亮與温暖，而是向內投射，灼傷、甚至毀滅自己。當他意識到這些，悲劇已無可挽回。他生命的“蠟燭”曾強烈而絢爛地燃燒，然而卻在瞬間熄滅歸於黑暗。
三、“人子”的道路
如果説，作品中的日瓦戈和斯特列里尼科夫是“對峙者”，那麼在他們的“對峙”中，作家着意表現的是兩種“個性”的對立衝突。這對20世紀以來俄羅斯社會不斷上演的以集體主義、“共同的事業”等宏大價值觀壓制個體和個性的歷史悲劇極具反思價值。作為個體，日瓦戈不過是一位普通的醫生，性情浪漫、温和，略顯謙卑；作為個性，日瓦戈表現的是一種人類個體人格的、不可重複的精神價值。這種個性，在“本我”的發展中逐漸生髮出一種對於其他個性平等而友善的訴求，承認其他個性擁有實現自我精神宿命的權利。對於這種個性來説，自我實現不是通過主體的客體化、通過外在強制，而是通過主體的自我完善、愛和犧牲來實現的。因此他渴望每個人都能對他人的生活予以尊重，渴望每個人都能為他人做出犧牲。在日瓦戈那裏“生命原本只是一瞬間，／我們要融化為一點點，／混合在所有人的心田，／也是對所有人的奉獻”(508)。
作為知識分子，日瓦戈醫生雖然也擁有“蠟燭的宿命”，但卻以“人子的道路”，“燃燒”出別樣的生命景象。俄羅斯文學批評界曾認為，《日瓦戈醫生》是“20世紀俄國文學中最神祕莫解的作品”(阿格諾索夫463)。原因之一，恐怕在於尤里·日瓦戈的形象及命運與《聖經·福音書》耶穌基督的命運有着內在的呼應。由於長篇小説是在蘇聯的“無神論”時代氛圍中問世，因此這種“呼應”更加顯得意味深長：耶穌基督和尤里·日瓦戈兩人同樣將塵世的苦難擔在肩上，同樣死於少壯之年。為了堅持真理，耶穌曾遭到使徒彼得的三不認主，日瓦戈也遭遇了追隨者瓦夏的背叛。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尤里·日瓦戈則死於“心碎”。尤里·日瓦戈死於八月底，而其詩作“八月”則特別強調了“永別了，在基督變容節”(515)。日瓦戈彷彿命定地被賦予了偉大的、人子的天賦：對生命懷有極大地虔誠和敬畏、天啟般地感知自然中的善和美、心醉神祕的向其祈禱，有時甚至在祈禱中如聖徒般地昏厥和“失去知覺”。不僅如此，日瓦戈醫生還稟賦着“既善思考又能寫作”的能力。在作品中，主人公日瓦戈是作為積澱了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智性和文化的個性而被塑造的。他將整個自然、人類的歷史、宗教和文化都視為與自已有親緣關係的家譜、視為滋養自己精神生命的母親，並對它們有着深深的“戀母”情結。
與其他“俄羅斯男孩”不同的是，在整個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日瓦戈醫生不但沒有狂熱地參與這些血腥的紛爭“遊戲”，而是冷靜地與之拉開距離，試圖通過行醫、作詩、哲學思辯、甚至愛情的方式逃離，然而卻不幸一再地被歷史裹挾而陷入戰爭、暴力、和謊言的漩渦之中。 儘管苦苦掙扎但最終還是齎志而歿——生命在長期地糾結和壓抑中，如“蠟燭”般地消耗、熄滅了。日瓦戈早已預見了自己的命運結局並抓住了癥結所在：“我們這個時代經常出現心臟細微溢血現象。……它發生的原因在於道德秩序。要求把我們大多數人納入官方所提倡的違背良心的體系。日復一日使自己表現得同自己的感受相反，不能不影響健康。大肆讚揚你所不喜歡的東西，為只會帶來不幸的東西而感到高興。我們的神經系統不是空話，並非杜撰。它是人體神經纖維所構成的。我們的靈魂在空間佔據一定的位置，它存在於我們身上，猶如牙齒存在於口腔中一樣。對它不能無休止地施加壓力而不受到懲罰”(462)。
作為追求精神自由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日瓦戈醫生在風雲變幻的20世紀俄羅斯亂世中選擇了一條如耶穌基督的“人子“的救贖之路。這條路儘管充滿荊棘，他還是頑強地走了下去。因為他懂得“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路加福音》9：56)。他站在《福音書》倫理學立場上，對那個既狂熱又殘忍的時代做出了自己地迴應。
首先是“愛近人”。較之周遭如斯特列里尼科夫等那些為了“未來的人”、“未來的事業”等堂皇而抽象的“概念”而對自己的親人和近人所給予的漠視和冷酷，日瓦戈身體力行地表現出另一種生命哲學，即悲憫和關愛近人。在他看來，生命的意義：“首先，這就是對親人的愛，這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現形式，它充滿人心。不斷地尋求出路和消耗”(11)。對於日瓦戈來説，“從清晨到黃昏，為自己和全家工作。蓋屋頂，為了養活他們去耕種土地，像魯濱遜那樣，模仿創造宇宙的上帝，跟隨着生養自己的母親，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獲得新生，創造自己的世界”(274)。所有這些勞作都不是生活瑣事，而是某種具有神聖意義的使命。因為所有這一切都在積極地實現着對親人的愛，實現着以愛的方式進入存在的歷史進程。正如別爾嘉耶夫曾指出的那樣：“基督教號召愛‘近人’，而不是愛‘遠人’。……愛‘遠人’，愛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類，是對抽象觀念的愛，是對抽象的善的愛，而不是對人的愛”(《論人的使命》142)。只有愛活生生的人才是善的最高體現。因為具體的生命、活生生的人高於任何抽象的觀念，包括高於善的觀念。正像《福音書》中所揭示的那樣，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日瓦戈並不膜拜善的觀念，他把善落實到實處，親歷親為地去愛親人、愛近人，他把人當作實現愛的最高原則。
其次是以誠實對抗謊言。日瓦戈醫生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謊言降臨到俄國的土地上。主要的災難，未來罪惡的根源，是喪失了對個人見解價值的信念。人們想象，聽從道德感覺啟示的時候過去了，現在應當隨聲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強加給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興起了辭藻的統治，先是君主的，後是革命的”，“這是一種籠罩一切、到處感染的社會迷霧”(391)。日瓦戈發現，那些由社會思潮引發的政治謊言致使人們喪失了道德判斷的自由，因為在其中，實現道德判斷的已經不是在自由中面對良心的個性，而是人們對有關階級的權利、民族解放、未來終極“事業”的信仰和義務。因而就造成了這樣的悖論：當謊言獲得了某種社會功利價值時，它就會被當作善，從而導致社會行為在手段和目的上的倒錯。別爾嘉耶夫對此也有過鞭闢人裏的分析：“俄羅斯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其世界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為自己的權力鬥爭，賦予已經變成體制的謊言以道德義務和善的特徵，而且這個權力已經變成了目的本身。這裏的悲劇是，實踐非真理，説謊言和殘酷迫害活生生的人，既是為了這樣一些目的，它們是最高的，也是為了這樣的手段，它們被認為是必要的，但在實現目的的道路上，這些手段已經開始掩蓋目的。生活的虛假氛圍就這樣形成了，偽善在積累，這個偽善已經不被看作惡，而被認為是義務。全部災難不在於被認為是惡的謊言，而在於被認為是善的謊言”(《論人的使命》219)。謊言和偽善的風氣不但在社會生活上瀰漫、在國家政治中傳播，甚至進入了家庭，就連拉拉和安吉波夫的婚姻“也無法抵擋它的危害”(391)。家庭中的某種東西被動搖了，在本該自然歡快的氛圍中，參進了一些荒謬和做作的成分；還有戈爾東和杜多羅夫被“符合時代精神”(461)的程式化語言的同化、日瓦戈最後的追隨者瓦夏由於“革命所宣傳的顯而易見的真理”(456)而離他而去……令日瓦戈感到痛心的是，人們往往不能識破謊言，卻總是習慣於將謊言當作真理，以為它們對協調人類社會生活有益，即便能參透其中的虛假，但出於功利主義和自我保護的目的，也缺乏自由地抵抗。人們的良心因此而受到玷污，格外糾葛。因此，日瓦戈醫生非常厭倦那種“心裏想的是一回事兒，説的和表現出來的又是另一回事兒”(438-439)的社會風氣，大話和空話妨礙了他“任職、行醫和寫作”(281)。他渴望每一個人都不要説言不由衷的話，渴望每一個人都能通過自己的良心對行為做出獨立的判斷。因為只有誠實才能面對上帝、面對他人，只有精神生命的自由和純潔才能導致對真理的肯定和對謊言的克服。
最後是以道德的自我完善對抗惡。日瓦戈醫生對於人的認識是建立在俄羅斯東正教哲學“神人論”和“托爾斯泰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在日瓦戈那裏，人作為造物的最高成就，是一種獨特的精神現象，是整個自然界中是唯一卓越的生物，他能夠從自己的肉體中提取道德和神性思維。然而，人類自文藝復興以來對人道主義的無限張揚已經使人僭越神性，從而走向反面喪失人性，而獲得獸性。日瓦戈曾經為革命歡呼，認為那是“一場了不起的手術”，然而，“獨斷專行的革命”卻帶來了流血和死亡。人們一下子“從平靜的、無辜的、有條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哭號中，跳入每日每時的殺戮中，這種殺戮是合法並受到讚揚的，致使一大批人因發狂而變得野蠻”(390)。日瓦戈難以習慣那種一定要相互消滅的血腥邏輯。他看到，曾經的童年玩伴，卻因“革命”而分道揚鑣、站到了敵對的立場上。這種現實所造成的敵對，不僅存在於人的心靈和精神上，而且也威脅到人的存在本身。在國內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這種人與人的對立甚至達到了極限，彷彿“應驗了一句古諺：人比狼狠。行路人一見行路人就躲；兩人相遇，一個殺死另一個，為了自己不被對方殺死。還出現了個別人吃人的現象。人類文明的法則失靈了。獸性發作。人又夢見了史前的穴居時代”(367)。這種狀態促使日瓦戈開始思考人類達到至善和制惡的根本途徑。歷史已經證明，任何外在的強制手段都不能遏止人性惡和社會不公，他在詩作中借用“客西馬尼園的警示”向人們呼喚：“收起你的劍’／刀槍解決不了爭端”(534)。因為“如果指望用監獄或者來世報應恐嚇就能制服人們心中沉睡的獸行，那麼，馬戲團裏舞弄鞭子的馴獸師豈不就是人類的崇高形象?”(41—42)他反對以暴力形式對抗惡，反對以“追求平等”的名義實施惡的掠奪。因為暴力不僅不能消除惡，而且只能製造更大的惡。對於基督教教倫理學來説，暴力、強制、外部作用對於化解矛盾和解決衝突是無效的，它們不能最終剷除惡，帶來和諧。因為人們之間的衝突、人性惡的根本是深藏於心的，在人的心念之中。如果施加外力作用，衝突可能被在表面上遏止，暫時躲藏起來，偽裝起來。但一旦時機成熟，它會再次顯現。對惡的抵抗只能靠內心的善的增長，就如同黑暗只能用光來驅散。善的增長要依靠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日瓦戈相信人在沒有外力強制下的內在自由、向善的能力以及人的神性本源。因為“神和人之間有可比性，因此，神才能對人有所啟示”(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170)。
作為人子，尤里·日瓦戈渡過了自己那平凡而短暫的、充滿着一系列瑣碎的混亂和大的災難的一生。“他做好了犧牲自己的準備，為的是讓一切都好起來”(179)。他在塵世的最後期限裏，“漸漸喪失醫生的知識和技巧，也逐漸失掉寫作的才能”，他甚至在形容上都發生着變化：“越來越衰弱，越來越邋遢”，並“過起窮苦的日子”。“這個穿着破舊衣服，高大而瘦弱的醫生……很像民間傳説中探求真理的人”(447-448)。然而，他那瘦弱的身軀最終抗不住整個時代的沉重和悲愴，他“明白內臟什麼地方被拉傷了……一切都完了”(470)。那個算不上悲壯的死亡，成就了他在塵世的使命：“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20：28)。他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伸展寬闊的翅膀，／為的是勇敢自由的飛翔”(515)。死亡使他迴歸自由，恢復了他作為人子與已失去了的起源的聯繫。他以自由獨立的個體人格贏得了精神生命的豐盈和永恆。“假如人的生命完全被看作是精神，變成精神生命，假如精神原則徹底地控制了自然的因素，心理和肉體因素，那麼作為自然事實的死亡就根本不會到來，那麼向永恆的過渡就會實現，而且用不着我們從外部理解為死亡的那個事件”(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345)。日瓦戈為了再生而死。為了抗拒世界奴役的統治，抗拒人對世界奴役的馴服而再生。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裏，只有經歷死亡和十字架受難，才能走向復活和永恆。這是日瓦戈的道路，也是人子的道路。
四、“我要復活”
有關《日瓦戈醫生》中的“俄羅斯男孩”話題源源流長，但我們只能就此打住。可以截取一個意味深長的情節作為我們整個思考的題解：在日瓦戈倒下去的時候，不朽的弗列裏小姐“已經超過電車十次，但一點也不知道她超過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長”(470)。生命生生不息，生活按照自己的軌跡在運行。在生命的競技場上，每一個人都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這位在俄羅斯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外籍老婦人，不但活過了日瓦戈，更活過了無數俄羅斯“恐怖時代”的“俄羅斯男孩”。俄羅斯，你擔負不起整個人類的苦難，卻該為自己的“男孩子們”燃起“贖罪的蠟燭”。
《日瓦戈醫生》中那些生活在“俄國恐怖時代”的“俄羅斯男孩”們由於缺乏精神給養的時代氛圍，在世間“人為”的紛爭中不但沒有走向成熟，反而“夭折”了。他們即便有生命的物質化延續，如日瓦戈和拉拉的女兒塔尼婭，也無法再生那些曾經鮮活的、不可複製的、偉大的個體人格。所以“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變粗俗了，物質化了。這樣希臘變成羅馬，這樣俄國教育變成俄國革命”(492)。然而，如果“俄羅斯男孩”不能復活，《日瓦戈醫生》便沒有意義。因為“死亡使過去獲得淨化，並把永恆的記憶加給過去。在死亡裏發生的不但是解體，而且還有淨化”(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334)。作為生命的“偶在”，《日瓦戈醫生》中的很多優秀的“俄羅斯男孩”已經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作古；然而作為個性，每一個在那個時代罹難的“俄羅斯男孩”都將得到永生。他們將成為一串串沉重的腳印，鐫刻在俄羅斯歷史的來路上。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時代的“男孩子們”的真正生命都將在未來時代展開，他們得以“永生”的正是在未來得以揭示的。“就像從樹上摘下的青澀蘋果，自己在後代人手中成熟，並且越來越甜，越來越有意義”(282)。人子雖然釘在了十字架上，他卻在《福音書》中“復活”，日瓦戈醫生雖然倒下，他卻在自己的詩作裏站起來並得以“永生”。“永生的和屬於永恆的、不是自然的，經驗的人，而是人身上的精神上的、觀念的和價值的原則”(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337)。“俄羅斯男孩”們那複雜而痛苦的靈魂將久久盤旋在歷史的天空並用低迴的聲音吶喊出：
我雖死去，
但三日之後就要復活。
彷彿那水流急湍。
也像是絡繹的商隊不斷，
世世代代將走向黑暗。
承受我的審判。(535)
